《实话实说》

20世纪90年代之后，知识分子阶层经激烈的动荡、分化和重新定位，大致“尘埃落定”，各安其位，确定了各不相同的新的社会角色和生存方式。在教育研究和绿色行动之外，我的一个重要活动领域是参与大众媒体，面向公众发言，包括为报纸、刊物写作和参与电视节目制作。

与80年代相比，90年代知识分子参与方式的重大变化，是不再热衷于向领导人进言、递折子，而是独立于知识分子的立场，以自己的专业知识面向公众发言，为社会发展提供思想和意见。许多知识分子走出书斋，参与大众媒体和公众生活，与一些知识分子回到书斋，做自己十分专业的纯学问，是同样重要的。

1995年底，我与郑也夫、旷阳一起参与中央电视台新创办的谈话节目《实话实说》的制作。《实话实说》自1996年4月正式开播，一炮打响，成为电视圈一个热议的话题。它之所以受到观众的喜爱，很大程度是由于“谈话”本身的魅力。当人们看到在电视上也可以像平时那样正常地说话时，首先感到的是震惊！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接收大量的官话、套话、空话、假话，以及过多的朗诵、背诵、播音和表演。

我们接触了形形色色的谈话者。谈话方式、谈话习惯不但是一种语言能力，而且庶几也是人格的外化：那种理所当然地把演播室变成他的会议室的官员，那些参与感极强，喜欢长篇阔论、绕圈子的大学生，那些极富语言暴力、语不惊人死不休的“侃爷”，那些习惯于一人独白、不容打断和插话的“话痨”——他是一个宣讲者，布道者，演说家，却不是一个好的谈话者。其实，一个不善于对话、倾听、讨论和交流的人，本质上是缺乏一点现代性的。真正优秀的话语在民间，在儿童。那是两个较少受到主流文化侵蚀的领域。那些胡同里的大爷、大妈，那些农村的基层干部、农妇，总是有出人意料的精彩，令人忍俊不禁。而无忌的童言时时穿刺着成人社会的世故和伪饰。

令人深感愉快的是，我们的工作群体，包括制片人时间、主持人崔永元、导演乔艳玲等一群“60后”的年轻人，从各不相同的途径获得了一种大致相同的文化立场和审美价值，一种本质上的民间性，本能地厌恶、摒弃那种“有文化”的自以为是、居高临下的优越感、装腔作势和以势压人，欣赏和体味民间的、平民的、朴素的感情，追求真实和自然的美。

就提高人的生存能力、交往能力而言，语言表达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比书面表达能力更直接、更重要的。充满机智和幽默的谈话本来是人生的一大乐趣，而表达能力的相对不足，却是相当普遍的现象。学会说话，学会倾听，学会关心，学会交流，成为一个全新的学习过程。电视固然是一个浅薄的媒体，难以承载什么大道，但生活方式、娱乐方式的变化并非无足轻重。我一直相信，电视谈话节目的出现，具有超越单纯娱乐观赏的意义。

2003年之后，我又在凤凰卫视的“世纪大讲堂”做了几年总策划。与“百家讲堂”沉溺在对历史的戏说和消费中完全不同，“世纪大讲堂”直面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，成为思想传播和文化启蒙的窗口；而且，几乎没有审查，由导演、主持人自我把关。

电视随即进入了一个谈话成灾的时代。2009年5月，由于我发表反对奥数的文章引起社会波澜，参加了一期以奥数为主题的《实话实说》，这是它最后的几期节目之一。不久后，它就被宣告结束，寿终正寝了。娱乐至上、娱乐至死的时代到来了。

“自然之友”

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之中，社会结构变迁的特征之一，是社团等社会中间组织大量涌现，从而在国家与市民之间构筑了社会的空间，成为公民社会参与的重要渠道。在上世纪上半叶，中国曾经有过众多的、相当活跃的民间团体、社会组织和各种党派，但在随后的社会变动中，它们逐渐消失了。90年代以来，一个新的词语进入了大众媒体：NGO——非政府组织。它起初是1990年在北京召开世界妇女大会时“引进”的。随后，在中国出现了自己的NGO。

1994年，梁从诫、王力雄、梁晓燕和我共同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民间环境保护组织“自然之友”（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），我的人生也由此进入一个全新的空间，一种“从红到绿”的转变。“自然之友”成为民间环保运动发端的一个标志，无论早期发起的保护滇金丝猴、藏羚羊等活动，还是近些年来在全球气候变化、城市环境问题、环境公益诉讼等议题上，均有积极的成效和很大的社会影响。

文章来源：《高等工程教育研究》 网址: http://www.gdgcjyyjzz.cn/qikandaodu/2021/0726/1076.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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