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期刊信息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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刊名:高等工程教育研究
主办:华中科技大学;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;中国高教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;全国重点大学理工科教改协作组
主管: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
ISSN:1001-4233
CN:42-1026/G4
语言:中文
周期:双月
影响因子:5.803571
数据库收录:
北大核心期刊(1992版);北大核心期刊(1996版);北大核心期刊(2000版);北大核心期刊(2004版);北大核心期刊(2008版);北大核心期刊(2011版);北大核心期刊(2014版);北大核心期刊(2017版);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-来源(2000-2002);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-来源(2003);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-来源(2004-2005);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-来源(2006-2007);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-来源(2008-2009);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-来源(2010-2011);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-来源(2012-2013);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-来源(2014-2016);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-来源(2017-2018);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-来源(2019-2020);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;中国科技核心期刊;期刊分类:综合科技B类综合;高等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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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即教育(6)

来源: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【在线投稿】 栏目:期刊导读 时间:2021-07-26

作者:网站采编

关键词:

【摘要】历史马上进入了新的篇章,每个人都开始重新规划自己人生的方向。我二度考自动控制的研究生落败,认识到自己终究不是做科学工作的料。于是,回到了

历史马上进入了新的篇章,每个人都开始重新规划自己人生的方向。我二度考自动控制的研究生落败,认识到自己终究不是做科学工作的料。于是,回到了我喜爱和比较擅长的文科领域。

今天,人们往往惊讶我是学自动控制出身的,甚至认为学理工科的转为文科更具优势。其实,只不过是当时的“工农兵学员”根本没有选择学科专业的自由,我基本是误入理工科的——当年公社的干部告诉我前来招生的是北京大学,我才报的名。原来,他们以为北京的大学都叫北京大学。但是,我还是感到很幸运,因为它为你照亮了世界的另一半。像所有爱好文科的人一样,原先是与科学隔绝的。在上海工业展览会上看到巨大的汽轮机在转动,只有对科学技术莫测高深的神秘的惊羡,现在则明白地认识了这一切,知道客观世界的一切都是可知的,是由一些基本规律支撑的,每一个中等资质的人都可以掌握。

另一个收获,是北京文化的感染。早在1973年,我就接触过“存在主义”,是从北京青年的地下文化中传播出的,而且居然在王府井的内部书店买到一册几十页纸的《存在主义简介》。1974年,读到作为批判“日本复活军国主义”而内部发行、在很小范围流通的日本作家山岛由纪夫的名作《忧国》和《丰饶之海》四部曲。那时距山岛由纪夫劫持日本防卫厅长官后切腹自杀不久。我受到山岛作品刚健而神秘、张扬性和死的美学等独特魅力的强烈冲击,数日之内睡无眠、食无味。

相伴而生的是政治的觉醒。生活在高度政治化的大一统社会,每个人都与政治有不解之缘,一个人自我意识、生存状态的改变很大程度取决于其“政治觉醒”的早晚。有的人在1968年前后即不再将自己的命运寄托于领袖和政治,相当多的人在1971年“九一三事件”之后大彻大悟,我则迟至1974年“批林批孔”时才完成这一认识。我清楚地记得在一老干部家中,听他们压低嗓子,神情紧张地说“老头子”云云,当得知系指毛泽东时,有触目惊心之感。从广场开始,与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成为同志,构造着此后共同的命运。

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,我的生活出现了多种可能性。青年人的“从政热”初现,我也曾有过这样那样的机会,但终被放弃。我最终的自我选择和自我设计,是进行业余文学写作,成为一名“文学青年”。

许多年后,我用这样比较理性的语言描述创造和进取的动机:人类的进取心来自这样两个不同的方向。一是所谓“高山仰止”、“见贤思齐”,面对大师巨作,有振聋发聩之感,生仰慕追随之心。另一种动力则相反,来自不服气或好胜心,见到如此这般的东西居然也可以发表,自己要比他强多了,于是走上创作之路。当时之开始写作,这两种动机俱在。我最喜爱的作家是托尔斯泰、屠格涅夫等,为俄罗斯文化那种巍峨沉重、美丽忧郁的风格,深厚的人类之爱、人道主义情感所感染,也为罗亭之类似曾相识的“多余人”的命运而感动。当然,还有雨果的《九三年》。我一直想,以中国所经历的十年“文革”——中国的内战,难道不应该产生自己的《双城记》或《战争与和平》?所遗憾的是不能表现其于万一,只能作为一种憧憬、一个未竟的梦想保留下来。

最终走上教育研究的道路,是因为我发表了一篇讨论“通才教育”的文章。80年代初,在北京出现了若干个活跃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,从事农村发展研究、经济改革研究,以及行政改革、国情研究等。不同学科的青年学人经常聚会、讨论,举办讲座,自由开放地探讨多种社会问题。当年参加过这些研究的许多青年,现在已经成为声名卓著的学者。这种英才荟萃的群体环境和研究氛围,青年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才学卓识、社会责任感和人格魅力,对我是巨大的激励。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我加入青年研究的行列,从现象、问题而及理论,逐渐进入教育研究。

现在回想起来,思想解放运动之后,首都知识界的这种气象和环境是一段不可多得的历史。虽然面对国家、体制、时势,我们经常感到个人的渺小和无助,但是回顾以往,我们也深刻感到了个人参与和创造历史的主动性,这一点,北京比任何地方表现得都更为显著。在这个意义上,可以说是北京拯救了我,赋予我全新的精神力量和发展方向。

如果说,在70年代,政治觉醒的早晚极大地影响着个人发展,那么在80年代以后,能否及早认识国家与社会、体制内与体制外、官方和民间这样两种体制、两种资源,以及两者之间的移动消长、社会空间的生长和扩大,同样需要一种重要的“悟性”。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选择:依靠体制,还是主要依靠自己;面向官长,还是主要面向“市场”。80年代中期,我作为学校的中层干部每日坐班,但我清晰地意识到,做体制内的齿轮、螺丝钉不是我的归宿和价值所在。我一直坚持“两条腿走路”,白天上班,晚上从事自己的研究和写作,直到90年代以后,才成为专职的教育研究工作者。至今仍保持着“一人两制”的生存状态。


文章来源:《高等工程教育研究》 网址: http://www.gdgcjyyjzz.cn/qikandaodu/2021/0726/1076.html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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