应当说，上海中学这样的“百年老店”、优秀学校，具有自己的教育传统，比较重视教育规律，教学基本是得法的。但它在培养优异人才方面并没有通常所认为的那么成功——它通过整齐划一的教学标准和教育制度，使学生在整体上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平均值，但那些有想象力、创造力的天资独特的学生，却感到了压抑，这种压抑既有来自政治的，也不完全来自政治。高度规范化、标准化的教学并没有为他们个性化的发展和生长留出相应的空间。因而，尽管毕业生升学率很高，进名牌大学和在大学、研究机关工作的人很多，但真正有杰出贡献的人才并不很多，包括被视为强项的理科。这同样不止是一所重点学校的弊病。我曾听北京四中的一位“老三届”也有类似的评价。直至现在，我国的学校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仍未解决关于“全面发展”与个性发展的矛盾——当我们把人类最高的教育理想变为指导学校教学的实际方针时，它导致的只能是“平均发展”、平庸发展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。

对我们来说，1966年6月17日的废除高考之夜是个转折点，从此不必每天上课，所有学生都成为“职业革命者”。当天晚上的联播节目，宣布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彻底改革高考制度，高考推迟半年，学生留校搞“文化革命”。还广播了北京女一中高三（4）班、北京第四中学给党中央的信。全校刹那间沸腾起来，校园里到处是自发的游行队伍，敲锣打鼓，口号震天，到处是欢呼和歌唱。雪片似的大字报向党中央、毛主席表决心。这是从小到大我度过的第一个不眠之夜，也是第一次经历“盛大的节日”这样的关于革命的“高峰体验”。

最能说明在毒氛之中人的异化或人性弱点的，是对“血统论”的态度。早在5月，当传来北京中学生关于“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老子反动儿混蛋”的对联之争时，我们觉得十分可笑，奇怪他们怎么那么不掌握党关于“重在表现”的阶级政策。但到8月，当对“红五类”、“干部子弟”的狂热煽动起来之后，自己由于先赋身份成为当然革命派时，自我便迅速膨胀而湮没了理性，欣然接受享用革命特权意识。身边有许多干部子弟因特殊身份其地位一夜之间发生巨变，似乎真的变成革命超人。而我真正“初识革命”，是在1966年的8月。当时，北京28中的红卫兵进驻我校帮助我们组建“红五类”的红卫兵组织。一天下午，敲起了紧急集合的钟声，说是附近农村的地主“翻天”了，贫下中农向我校红卫兵求援。当我们赶到现场时，该地主一家十多口人已经跪在地上，包括戴红领巾的小学生。北京红卫兵正在审问和拷打。这是我第一次亲睹北京女红卫兵的“英姿”，她们用标准的北京话叫骂着，让地主婆跪在一块砖上，用皮带抽打，翻倒在地责令再跪上去，继续拷打，惨叫声声，血迹淋漓。我们谁都没有见识过这种血腥场面，我深觉不忍，到室外去巡逻，内心却有着强烈的冲突与自责：看人家的阶级感情多深，斗争精神多强。我的恻隐之心、小资产阶级感情怎么总是克服不了呢？似乎天生不配做一个革命者……那个老太婆不久即被打死，据说是上海“文革”开始后打死的第一人。从那天起，我对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不是绣花、做文章，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”的“最高指示”才有了切身体会。

此后，又经历了无数革命的高峰体验，在南京路、淮海路上破四旧，在人民广场举行上海市红卫兵成立大会，参加红卫兵的彻夜抄家，到北京大串联，毛主席接见，该有的都有了。

必须提及的是“文革”中从北京开始、从中学红卫兵开始，而后遍及全国的暴力行为。就我在上海的感受，“文革”初期，重点中学的暴力行为明显少于其他中学，在学校中高中的暴力行为明显低于初中，打人者以初一、初二的学生为多。到“文革”中期两派武斗时，暴力行为则覆盖了不同年龄、学历、经历的各种人，它是“文革”早期暴力合乎逻辑的发展延伸。“文革”期间的集体施暴是法制崩溃的必然后果，不完全是个人品行可以解释的——当然，个人永远是有责任的。在大致相同的社会环境中，少数人成为暴戾无度的凶残的虐待狂、嗜血者和杀人犯，是不可解脱、不可原谅的。早在1966年5月、6月“批黑帮”时，校园里已经出现了戴高帽、游街以及各种体罚和人身虐待的暴行——它离公开打人只有一步之遥。放任自流则意味着怂恿和鼓励。而在1966年的夏天，主流意识形态正在狂热地煽动仇恨和暴力，“破四旧”时的抄家，更是得到有关部门的默许、暗中支持和组织的。

文章来源：《高等工程教育研究》 网址: http://www.gdgcjyyjzz.cn/qikandaodu/2021/0726/1076.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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