尽管我无打人那样的恶行，但对敢于动手的人已经丧失了是非判断，而且对北京女红卫兵的“飒爽英姿”、战斗精神是多么心生仰慕啊。我们终于见到了现实中的敌人，并为在资本家家中所见到的“阶级斗争”而深感震惊：金条、宗教读物、国民党时代的遗留物，有一家竟然有自己的暗房和放大机！当时我真的感觉难以想象，备感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必要和及时。后来，上海“一月革命”时的“康平路事件”，许多被工总司围困的“工人赤卫队”的老工人进驻我家，他们可能是第一次来到这种有打蜡地板、沙发、抽水马桶的公寓洋房。我听到他们啧啧地感叹：“看这些干部，修正主义到这种样子，‘文化大革命’不搞怎么得了！”

然后的经历是父亲被打成走资派，自己丧失了革命身份，学校里发生了两派学生之间的激烈的武斗。正是在狂热破灭之后的逍遥派生活，使我有机会补上了残缺的一课。我们贪婪地偷偷阅读各种被批判的古典文学名著——许多是从封存的抄家物资或从图书馆偷出的，既有托尔斯泰、屠格涅夫、普希金、雨果、巴尔扎克，也有《红楼梦》、“三言二拍”、《金瓶梅》；有些人则在看《资本论》《政治经济学》《联共（布）党史》《马克思传》等等。有时，躲在密室里偷听唱片《梁祝》《蓝色的多瑙河》。那正是开始思考和写作的年龄，朋友们开始学着写合辙押韵的古典诗词，交换着或哀怨愤世或自勉自励的作品。那是一个文化重建的过程，我们漫无目的地浏览，不自觉地在被遗弃的文明的废墟中汲取生活的力量。这种自发的学习、读书、写作从此再没有停止，成为整个青年时期的基本内容。

作为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的生活是黯淡而窘迫的。在“反动家庭”中我感到了如巴金笔下《家》的那种破败腐朽的气息。因而，当1968年底开展上山下乡运动时，我从内心是极愿意离开上海、离开家庭、走向自己的道路的。我们互相传抄赠送的一段话好像是《战争与和平》中的彼埃尔伯爵说的：“我们以为，当我们被甩出惯常的生活轨道，一切就完了。其实，新的、美好的东西往往这时才开始。”1969年4月，我怀着伤感而坚定的心情踏上了北上黑龙江的火车，心中充满开始新生活的解放感。

北大荒

此后，我在黑龙江省德都县（现五大连池市）太平公社当了三年农民。非常幸运的是，由于“家庭出身”不好，我既不够去兵团的资格，也不能去国营农场。现在我们已经知道，兵团、农场的生存环境比农村要险恶得多。和每一个知青一样，在北大荒插队的经历，其价值和意义是难以言语的，在一千八百万人的共同命运中，完成了一代人的成人仪式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已入中年的知青对那段苦难经历的回忆渐趋平和冲淡，这招致了更为年轻一代的严厉批评，指责他们在“歌颂苦难”，其态度是虚伪的。然而，这不仅含有误解，或许也是过于简单化了。我一直认为，这种天翻地覆的“大时代”对国家、民族必定是一场深重的劫难，但对于生逢其时的个人，情况则要复杂得多，不是用简单的政治评价可以尽括的。每一个个体的实际体验极不相同。它的确成为许多人的人生财富，改变了他们的态度、观念、精神状态，甚至性格和审美。一位老知青说，他至今不喜欢在游泳池中游泳，而喜欢在江河湖海中击浪，就是那个时代的典型塑造之一。而他们“青春无悔”的誓言，不过是对青春沉重而温馨的祭奠。

农村经历的价值，从大的方面讲，是建立了我们对中国农村、农民和大自然的深厚感情，对中国民间文化、日常生活等等的了解和理解也更为深入，从而粉碎了许多我们以往获得的认识。记得第一次下地干活，与老郭头搭档，他慈眉善目，对我们格外照顾，我们深感贫下中农的热情。当回村后被告知他是富农时，震骇不已，以为险被“糖衣炮弹”暗算。后来，我们总算对农村的“阶级斗争”形势、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有了真实的认识。

对我来说，北大荒经历更是一种双重的补救，它让我不仅了解了农村，也了解了我的同龄人和上海人。我们在农村的许多时间是在知青的“内战”中度过的。我们这个由二十三名上海知青组成（其中有一部分是品行恶劣的小流氓）、没有家长和权威的集体户，经过艰难、复杂的历程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家庭。正是在与这些知青朝夕相处的过程中，我得以认识、了解了我在上海接触不到的市民阶层和底层的上海人。事实上，我是在黑龙江的知青集体户中学会说上海话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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